瞄准生物医药高地 “以色列技术+珠海孵化”模式呼之欲出

  在珠海市政府主导下,中以加速器项目在珠海高新区智慧产业园正式动工,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资源配置平台和产业集聚平台。该项目投资超过20亿元,将促进以色列科技成果在珠海落地转化,而生物医药是其中重要的合作方向。

  “生物医药产业会成为中以合作的突破口吗?”带着这个问题,珠海中以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令西前来第四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寻找答案。

  上述问题,恰恰是7月3日数位来自中以两国学者、企业代表在大会上讨论的重点之一。

  生物医药产业一度成为珠海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历经20年发展已有相当规模:目前珠海市共有药品生产企业36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47家,初步形成了医疗研发、制造、销售的全产业链。

  一位不具姓名的珠海生物医药公司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珠海生物医药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遭遇——科研能力弱。

  千人计划专家、珠海诺贝尔国际生物医药研究院负责人黄子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大而不强”背后凸显的是科技成果转化难,究其原因还是政府在产业上的配套服务能力相对较弱。

  2012年,海归赵柏松带领他的团队在珠海创办了珠海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彼时,珠海的生物医药产业方兴未艾。

  “当时大多数公司来珠海发展,看中的正是珠海在生物医药上的产业基础与支持力度。”赵柏松回忆,彼时包括联邦制药、丽珠制药在内的珠海制药公司在全国都相当瞩目。珠海曾安排每年1亿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壮大。

  赵柏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市场潜力大,最早吸引了一大批港澳医药企业来内地兴业。“广州依托科研基础,深圳与珠海依托的则是港澳资源。”

  尤其是港澳资本。由于生物医药产业拥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壁垒的行业特点,对于生物医药类公司的投资早期大多来自于港澳。很多科研人员创业也大多选择在深圳、珠海等重点城市。

  曾令西认为,珠海后期之所以能够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主要是归功于当地的产业基础。“有了先前生物医药类创业公司打下的基础,珠海集聚了不少的科研人员,配套的资本、原料也相对完善起来。”他说。

  杨海涛将自己的生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从广州搬到了珠海后,遭遇了“当头一棒”——其团队足足有一半的人选择留在广州。

  杨海涛表示,珠海在人才吸引力上较深圳、广州处于劣势,本地高校文科类型偏多,校企之间的有效来往不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人才问题一度成为影响珠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大问题。“生物医药产业比较特殊,需要大量资源持续投入到新品研发中,整个过程漫长且耗资巨大。”赵柏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珠海本地高端人才少,只能将研发单位设置在深圳或广州等城市。

  曾令西也坦言,虽然珠海的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取得不错的发展,产值一度接近450亿元,但人才与科研问题一直是短板。

  880万人口的以色列,其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珠三角的一半,却是科技创新上“奇迹”:以色列的各类科技公司多达4000余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其科技产业贡献更是超过GDP的90%,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在生物医药创新上位列全球三极(美国、北欧、以色列),具有极强的特征和优势。”曾令西如是评价。

  但以色列也有短板。以色列生物医药公司CimiComp的首席执行官Oren Rasooli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色列的生物医药公司在某个领域的科研上能力非常强,但限于国内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其生产和销售的能力相对较弱。

  在黄子为看来,双方恰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珠海拥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以色列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珠海可以在生产、销售上与以色列的研发进行对接,为以色列科技成果到珠海孵化、落地以及产业化提供平台。”他认为,“以色列技术+珠海孵化”模式恰好可以弥补双方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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