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交锋:张维迎的“补偿论”究竟是什么意思?

  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对于目前改革产生的巨大阻力问题,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他的“赎买”方案:“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从而为改革扫清障碍。

  众所周知,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它不仅关乎我们国家现代化战略实现的宏伟目标,更关乎每一人的切身利益。它的每一个走向,都值得每一个人去关注。

  现在,我们秉承“社会公器”公用的原则,尽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意见在平和、宽容、理性中发声,我们期待,每一个发声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更期待,改革能够在不同声音的讨论中前进!

  不久前,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引来评者如潮(详见本报3月17日A11版),批评声不断。笔者作为一个跌宕起伏改革浪潮的见证者,倒对张维迎深表同情,其实他说了许多人都不敢说的话!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改革大讨论。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众多学者认为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张维迎正是从这个改革既得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改革的阻力问题,从而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当改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阻挠,产生巨大的阻力时,张维迎提出“赎买”的方案,就是要“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

  这里的“赎买”可以解读为,用一笔钱来赎买了某些政府官员的权力,用明补的手段来防止这些政府官员在职继续“腐败下去”,“占用了太多的利益”等一切暗补的行为,为改革扫清一些障碍。在市场化的改革中,“权力市场”的空间更大,干部的住房补贴、公车私用、子女上学等使干部的保障利益难以衡量,“干部”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不仅有“权”而且有“钱”。张维迎认为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对利益集团之一———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也进行“赎买”。

  首先,现行的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由于行政权力过大,会产生分配不均,财富与劳动分配的不均,削弱了市场的作用。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这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改革能促使政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行使职能,避免“权贵资主义”的衍生,用一万个亿等价交换了干部相对利益,由明补代替了暗补,改革的速度毕竟会加快。

  其次,“补偿”后使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目前,农村义务免费教育的推行,医疗改革的调整,以及农业税的取消,都表明了公众参与改革的意识不断增强,使行政体制改革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也说明了行政体制的落后制约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满足群众利益的诉求,但公共政策的倾斜还是未能保证改革的效果。改革必定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兼顾到各阶层的利益。高层决策能意识到这一点,使长期处于弱势的群体也能获得某种政策上的补偿。而对于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者去掉“游泳圈”,成为游泳健将,而非在台上吹哨子的指挥者,其角色转换了,竞争的水平也将得到提高了。

  最后,补偿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寻租的机会使社会分配不公,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力,致使整个社会生产方式落后,而寻租使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与个人勾结,使国有资产流失更厉害。而现在的社会法制的框架下,还是难以抑制“权钱交易”的风险。通过“补偿”的方式,把浪费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减小,构建新的规则,消除改革的阻力和社会冲突。

  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目的是推动市场的改革向纵深度发展。张维迎的“补偿论”最终目的是促使利益格局的变化,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

  在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权力所衍生出的力量,常常致使“市场经济”留有“计划经济”的尾巴,难以顺应市场发展的需求。这场“博弈”,经过三次改革大讨论,都未能抓住真正的要点。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鲜有经济学家能看出背后的始作俑者。

  目前,看到很多论述并不是具体剖析张先生的观点,而给张维迎戴上了精英主义的帽子,实在让人叹惜。

  张维迎看到了权力与市场的博弈中的规律,从而提出了“补偿论”。在这一超前的观点面前,确实需要耐心地消化与引导。改革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张维迎确实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改革思路。姑且不论其言论成真可否,关键是要学习思考这个思路的可行性。把消耗降到最低,从政治收益与改革成本来考虑,这一“补偿论”还是可行的。

  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围绕他本人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所讲的“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的论断回应舆论的质疑,同样也引来评论如潮(详见本报3月17日A11版)。

  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教授提到“改革的利益补偿问题”,其实就是他的“领导干部利益受损论”的延伸和辩护。他认为,“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

  我们可以理解张维迎先生的苦心,然而这种这种担心“革命”的论点在中国的思想界并无新意。在“革命”对社会生活的破坏性方面,我们并不缺乏历史教训。但是,问题关键在于,用避免革命的理由来论证“补偿”的合法性,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革命”与“不革命”从来都不是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所能话语的事情,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反映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底层群体的情绪思潮,甚至进一步告诫上层建筑,从而调整政策,避免底层情绪的激化。

  通过“赎买”官员的权力,用明补的手段来防止某些政府官员在职继续“腐败下去”,“占用了太多的利益”等一切暗补的行为,为改革扫清一些障碍。在这里,张维迎教授倒是点破了一点,那就是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阻力。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社会的于情于理都不大可能成为旧体制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即便有反对的情绪,也不具备反对的实力,因为在现有权力结构下,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小的。张维迎教授是博弈论专家,想必更能深刻体会这一点。

  以补偿(“赎买”)的方式来消除改革的阻力和社会冲突,降低改革的机会成本,这在经济学上是成立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基于“工具理性”考量方式的权力“赎买”是否能够像张维迎教授所认为(想象)的,能够抑制甚至杜绝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呢?在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的前提下,即便是像张教授所说的裁掉1000万政府官员,行政成本或许会降低,但是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腐败同样可能会继续———蛋糕仍然是那样大,只是分的人少了。把理论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上的张维迎教授不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张维迎教授一厢情愿还是装糊涂,如果继续认为领导干部是改革的利益最大受损者,那么当然对他们的补偿就是自然而然,但是这种论断要让公众接受恐怕张教授还需要作更多的工作;如果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在阻碍改革,那么按照张教授的逻辑,工人、农民相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是既得利益者,不补偿工人和农民,却要对政府官员权力进行“赎买”,这不知又是哪门子道理!

  “赎买”本身并无法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反而可能增加改革的成本。在权力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裁减的结果会是怎样?我想张教授还需要给公众更多的信心。因此,如果是基于公共权力对改革的操纵和扭曲远比其他力量更容易左右改革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考虑,改革的实质性阻力的正是来自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的利益的留恋。要求某些官员自动退出权力中心的想法也未免过于天真。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比拥有权力的人更明白,权力比任何东西更能带来收益。

  信力建先生认为张维迎教授的“补偿论”能加快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协调,使现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变化,从而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不知道信先生注意到没有,“权力”寻租的关键原因在于它没有受到约束,在市场中与资本“一拍即合”,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补偿”改变不了既定的权力结构,“补偿”的结果并不能直接导致政府官员退出某些权力,更何况权力进入或退出市场,本身就不应该成为公众与政府官员的一种“交易”。

  假若权力可以“赎买”或许,那么,这种方式在未来或许可以成为消除财富原罪的最好的理由和方式。当然,我们也深知,财富的原罪清算起来结局是难以预料的,比如打土豪斗地主。但是,以不明所指的“改革”和“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来继续进行权力掠夺的逻辑,我看应该公众所不允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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